即使没有预期的伤害后果，未遂犯罪依然要受到惩罚，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阻止其继续尝试下一次犯罪。
（一）人工智能法律问题的根源与症结 虽然AI尚无公认的统一概念、理论与范式，应用繁乱，但从根本上说，AI为替代人类劳动而生，以替代人类从事活动为目标。欧盟议会法律事务委员会的这种提议只是一种不成熟的、不成体系的设想，并无坚实的哲学、伦理与法律支撑。
2017年，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发布的《以伦理为基准的设计：利用人工智能和自主系统最大化人类福祉的愿景》指出以人类价值观为导向的方法论是AI设计的核心。前文所提炼的AI四项框架性法律问题正是从AI法律问题的产生根源出发，从与IA法律问题相区别的角度围绕AI替代人类而归纳得出。最后，AI与IA混用于各种场景，AI法律问题与IA法律问题在诸多领域具有桥接关系或混同关系，例如大数据、云计算、自动驾驶、证券算法交易等法律问题具有AI与IA的双重属性。AI的正价值在于机器智能的再次提升能够让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更加便利，进一步改造产业模式、提升效率、推动经济发展、扩展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二）人工智能法律问题与智能增强法律问题的分离与交融 IA融入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IA法律问题随着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的发展而逐步显现。
三、人工智能法律规制应贯彻局部替代人类、整体增强人类的价值取向 AI与法律的理念冲突决定了从法律上规制AI首先需要对AI替代人类的理念进行评价，从整体上确定AI法律规制的价值取向，而不是如IA法律规制一样，仅需跟随技术的发展而作出调整。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往往是基于无依据的断言与假定，对AI技术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差。笔者认为，救助义务是不存在的。
除了上述两例，对法益无助状态的支配的典型范例还有病人与外科医生保姆与婴儿与业余登山者与登山向导{2}665。所以，规范性要素只是支配存在的前提，具体、现实的事实情况才是判断支配有无的核心要素。亦即，当制造的风险在结果中实现时，支配才成立。[48]此时，行为人对危险领域的支配已变成过去的支配，而只有一个现存且指向未来的对结果发生原因的支配，才能用来论证归责的合理性[49]，也就是说，只有对结果的原因存在现时的支配，消极义务方会要求支配者控制风险。
{12}217也就是说，支配与义务是规范性关系的两面，两者只是一种伴随关系，而不可能相互推导。而如果是规范性的支配概念，即支配地位或支配权能，那么支配与义务的关系就不再是支配与义务无关，义务也与支配无关{11}151。
或许，这一想法可为不作为犯教义学提供新的思路。[33] 参见： Jakob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Die Grundlagen und die Zurechnungslehre,2. Aufl.，Berlin 1991,29/36a. [34] 参见：Georg. Freund,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Personale Straftatlehre, Springer-Verlag Berlin Heidelberg 1998,§6, Rn.76; Claus Roxin,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and Ⅱ, München 2003,§32, Rn.120ff。例如，牵着猛犬外出散步的饲主，在猛犬撕咬行人时未加以阻止，实际支配理论认为这之中存在着支配。处于某一社会地位意味着行为人背负着规范性关系所赋予的完成某一任务的义务。
如果行为人实施了犯罪行为，那么阻止犯罪行为的实施应是国家的专属义务，普通公民并不会因为支配着犯罪所发生的领域就接管了此项义务[28]。首先，对未经同意闯入他人领域的伤者，领域支配者并无救助义务但是，自由与不自由是A与非A的关系，不能在同一层次共存，也不可以相互推导。[40] 参见：（2011）奉刑初字第879号刑事判决书。
为此，通说观点确立了保证人地位和等价性（Gleichwertigkeit）这两个要件[2]，以期实现不作为和作为的等置（Gleichstellung）。例如，牵着猛犬外出散步的饲主，在猛犬撕咬行人时未加以阻止，实际支配理论认为这之中存在着支配。
然而，当领域的危险已经演变为具体的损害结果时，这一事实不再被交往安全义务的保护目的包含在内。笔者认为，此判决不妥当。
若同样将支配意志作为实际支配成立的一个条件，是否会如共犯一样，只能成立故意的不纯正不作为犯，值得进一步研究。宅男痴迷于密室逃脱，便将自己的房子改装成迷宫，此布置使得居于其中的受害者难分左右。（一）逻辑跳跃——从义务违反到义务证立 在作为犯中，行为人对结果原因的支配，之所以能成为刑法归责的基础，乃是因为他不被准予操控该因果流程，而他之所以不被准许操控因果流程，是因为他被赋予不侵害法益的义务{10}334。[51] 至于本案应该以作为论处，还是以不作为论处，还需进一步讨论。2011年6月2日上午，被告人徐汉坤将被害人陈某带至本市奉贤区柘林镇胡桥村窑桥318号被告人陈玉松的暂住地。例如，房主看到松动的瓦片有义务及时加固。
[16] 例如，根据契约而接受养育婴儿的、将伤者搬到自己的车内的。[1] 本文主题仅关涉不纯正不作为犯，为求行文简洁，有时会将不纯正不作为犯简称为不作为犯。
概而言之，只要行为人所设定的原因或者说所制造的客观风险在结果中实现了，原因设定和原因支配两个条件便同时满足了。亦即，当制造的风险在结果中实现时，支配才成立。
有观点主张，如果同居者或者客人基于房主的同意或者邀请进入到房屋里，除了客人自陷风险或者仅遭受轻微犯罪之害的之外，房主具有救助法益的保护型保证人地位（Beschützergarantenstellung）。如果从支配这一描述性概念出发，求取义务这一规范性概念，就犯了从实然导出应然的自然主义谬误。
遗憾的是，支配理论在概念和逻辑层面都存在疑问，无法成为保证人地位的法理基础。如上文所述，排他性支配是指只有不作为者能救助法益，但所谓的能救助法益只是一种救助法益的可能性和对因果流程的操纵可能性，意指如果行为人采取救助行为，法益损害就可避免。{14}而且，住宅、酒店、商店、汽车等并非法律禁止一般人随意使用的危险品（例如枪支、毒药），其他人未经同意擅自利用他人的此类物品实施犯罪的，物品的持有者并不负有阻止犯罪的保证人义务[33]。例如，出租车司机不慎把人撞伤后逃逸，伤者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
在此案中，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李银建与肖某某虽系夫妻关系，但认定李银建对肖某某跳水自杀负有特定的法律救助义务缺乏法律依据，二审法院则认为抗诉方从婚姻法对夫妻间扶养义务的规定推导出刑法上不作为故意杀人罪得以成立的救助义务的观点有悖于罪刑法定原则[15]。二审裁定书：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3）渝二中刑一抗字第4号。
与之相似，西田典之教授的支配领域性也主张，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虽然对建筑物内所发生的危险不具有支配意思，但客观上对其具有排他性支配时，所有人、管理人具有阻止危险的义务。除了保护义务的主动承担之外，如若行为人基于非救助的意思所实施的行为客观上也排除了伤者受救助的可能，排他性支配也是成立的。
西田典之.共犯理论的展开[M].江溯,李世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165，210-211.） [14] 该案一审裁决书，河南省南阳市人民法院（1994）南刑初字第264号。有学者主张，交往安全义务仅限于维持好自己所支配的领域，监管领域内的危险源确保其不向外输出危险。
权利都是有成本的，而这些成本通常无需由权利的拥有者来补偿，因为这些权利为社会所带来的收益远大于成本[30]。{3}65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有待商榷。因而，支配与义务之间并非处于上下层次之间的推导关系，而是平行地处于某一个规范性关系之下的同一层次。[2] 保证人地位所实现的是行为等价（Handlungs?quivalenz）,等价性要件所实现的是行为模式的等价性,即模式等价（Modalit?ten?quivalenz）。
Schünemann教授反对义务只能产生于规范归属[12]的观点，主张义务违反不过是支配的附带产品，有保护性支配才有刑法上的义务，否则就只是民法或者公法上的义务之违反{3}64，换言之，在不作为犯领域，没有支配就没有义务。【中文关键词】 不纯正不作为犯。
然而，非自由主义的立场也不完全和刑法相斥，是否有可能存在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法理基础，可以证成一个刑法条文中同时含有作为的构成要件与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呢[52]？若其果真存在，不作为就无需再与作为等置了，因为不作为所符合的不再是作为的构成要件，而是不作为的构成要件。例如，在李某故意杀人案[18]中，项某某喝下农药之后走进恋人李某某的房间，李某某不但没有及时救助，反而一走了之，临走时还将房门锁上，在此例中，李某某的锁门行为排除了项某某受救助的可能，因而其对因果流程具有排他性支配。
因为，谁事实上有支配，并不代表他有权支配。{15}例如，房屋主人看到松动的瓦片要及时加固，司机看到前方行人要及时刹车，主人看到宠物狗扑向他人时要及时制止。